观点:中国为何要参与全球治理?

2017-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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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7日,以"领导力:应势而为、勇于担当"为主题的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达沃斯召开。这是在一个特殊的时刻召开的重要会议。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出现退潮,原来存在但被快速增长的现实与预期所掩盖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平等等社会矛盾凸显,国际金融危机的后果开始溢出经济和金融领域,向社会和政治领域蔓延,部分地区和国家呈现出混乱的态势。

在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大规模骚乱与内战洗礼之后,当今世界各国人们更加担心分配和消费的不义,追求公平正义越来越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越来越多的人们感到困惑和不满,反全球化的声音越来越大,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各国的民粹主义蠢蠢欲动。

与此同时,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出现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美国的相对实力衰落。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00年美国基于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占全球GDP的20.9%,到2015年下降为15.7%。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美国的国际地位也有明显下降。经济不振、失业率上升成为美国社会的主要议题,美国已无力带动全球经济增长。

在安全和外交领域,美国采取的一些失败和不负责任的行为也对国际秩序及其自身领导地位造成伤害。另一方面,新兴国家逐渐崛起。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国家在外贸、投资、金融等领域都有不俗的表现,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但却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没能获得相应的地位。发达国家仍然主导着世界规则的制定,传统的发展中阵营也更强调小国的利益,新兴国家作为发展中大国面临双重身份的困境。

随着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新兴国家崛起的公共性将越来越凸显,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新兴国家崛起带来的利益、义务与权力的重新分配是国际秩序改革的首要议题。能否顺利接纳和管理新兴国家的崛起,成了既有国际体系是否富有弹性及稳定前景的关键。

受此影响,全球治理已经进入了"碎片化"阶段,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尽管发达国家仍然主导着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治理,但新兴经济体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开始参与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并在主要治理机构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第二,布雷顿森林机构建立以来的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世界经济治理框架,越来越不能满足以"开放地区主义"为特点的全球化新浪潮带来的危机监测、预防和治理的地方性、集团性的需要,区域性或跨区域经济治理平台发挥的作用日益明显。

第三,货币、金融和贸易等传统议题之外的非传统议题开始得到更多重视,例如,气候变化等对现有经济体系影响日益显著的全球性议题,已成为全球治理平台上重要的讨论内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式发表了主旨演讲图片版权AFP/GETTY IMAGES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式发表了主旨演讲,引起世界关注。习近平在谈到全球治理时讲到:"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全球治理体系只有适应国际经济格局的新要求,才能为全球经济提供有力保障。"

长期以来,中国始终作为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建设者,在全球治理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积极贡献,在全球治理中的大国担当和引领作用日益突出。在亚太等特定的地区层面以及其他一些地区机制中,中国还积极提供公共产品,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并不谋求挑战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主导地位,也不谋求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之外建立对抗性或替代性的国际机制,而是遵守现有全球规则,愿意按照自身能力,在现有体系中承担相应的大国责任。

一方面,中国积极更新全球治理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鲜明地引领塑造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些理念和倡导得到政策界、学术界、舆论界的热烈反响和广泛认同,产生了较高的国际感召力和影响力。

另一方面,中国积极引领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向正确的方向不断迈进。中国成功主办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为世界经济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开出了"中国药方",为全球经济治理指明了方向。在亚太经合组织利马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直面"逆全球化"、保护主义、区域合作碎片化等重大问题,发出强有力的中国声音,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向更加包容普惠的方向发展。这些主张为提振世界信心、凝聚全球共识发挥了积极作用。

未来五到十年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战略机遇期。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并且十分必要。

第一,中国仍然需要通过参与全球治理来维持和平与发展的国际大环境。

总的来说,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都是当前国际治理机制和和平国际环境的受益者。二战以来,日本、新加坡、韩国等东亚国家以及海湾国家、巴西、俄罗斯、墨西哥、土耳其等国家的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些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实力不断上升。

目前来看,现有国际规则虽然正面临诸多挑战,但基本的框架和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的颠覆,改变的只是主要规制者的阵容或排序而已。因此,中国有机会在现有国际治理体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从而继续与世界分享"和平红利"。

第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会影响到中国的自身利益。

一直以来,中国始终支持现有的国际规制体系发挥作用,并为此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在政治安全领域,中国始终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坚决维护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贸易规制领域,在加入WTO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实现了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与繁荣,积极参与多边贸易规则的制定和完善。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中国是IMF的重要成员,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正日益受到IMF的重视。

在资金方面,中国从债务国转为债权国,不断向IMF提供贷款和援助。如果此时因中国自身没有积极参与国际秩序的维护而影响了国际机制运行及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不仅将直接降低中国获益于国际公共产品的水平,同时就中国已经投入的难以撤回的资源来说,也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第三,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也给了中国提高软实力的机会。

国际社会需要一种新的增长观,一种以公平正义为约束条件的竞争观,其核心价值就是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发展强调各国承担与自身能力及历史境遇相匹配的国际责任,从而避免新兴经济体被发达国家以自由平等的名义加诸过度的责任和负担。与此同时,包容性发展还要求发达国家承担责任、切实履行承诺,优先关注欠发达国家生存、发展的合理诉求。

近年来,新兴市场的崛起赋予了超越传统南南合作的新内容,以金砖机制为代表的新新合作让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伸张。在此背景之下,中国关于包容性发展的主张有机会产生世界性的影响,甚至转化为区域及全球层面的政策框架、制度安排。这不仅将明显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同时也符合新兴国家的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