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5日，美国最高法院进行了2016-2017年度对塞尔曼诉美利坚合众国（Salman v. UnitedStates）一案的审理，这也是美国最高法院在1983年德克斯诉证监会（Dirks v. SEC）之后再一次审视股票内部交易。
很多朋友可能很难想象，在美国这样一个金融市场运作已有数世纪，法制体系相对完善的国家里，什么是“内幕交易”这个问题却仍是一笔糊涂账。
美国是习惯法（Common Law）的国家，成文法和判例法都有约束力。而问题根源就在于，美国成文法对“内幕交易”压根就没明确的定义，勉强能搭上关系的就是1934年证券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 1934）里的10(b)条款，规定禁止操纵性（manipulative）和欺诈性（deceptive）的行为。但是，根据这些相对含糊的语言如何禁止相对具体的内幕交易呢？这就要依靠判例法，而最高法院给出的控制性的判例法来自于1983年由大法官小刘易斯·鲍威尔（Lewis Powell Jr.）撰写的德克斯诉证监会。
这个三十三年前的案子是个什么情况呢？雷蒙德 德克斯是一个券商分析员，他得知一家金融公司虚夸自己的资产价值，经过调查发现确有证据，他于是广而告之自己的客户，一些人卖出了股票，他也联系了《华尔街日报》，但后者拒绝报道。尽管可能存在其他因素，德克斯满大街地抨击该公司财务作假显然产生了一定效果，该公司股票从二十六美元一股跌到十五美元一股。这时，纽约证交所暂停了交易，众多监管部门从加州的保监会和美国证监会都如梦方醒般开始调查。
很快，美国证监会就对这家公司提起了诉讼，当大家觉得德克斯可以扬眉吐气了的时候，美国证监会同时也对他提起了诉讼，认为他涉嫌操纵股票。德克斯当然不服气，把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大法官Lewis Powell主笔了6：3的多数意见书。他在这个里程碑式的判例中指出，认定是否是内幕交易的标准在于泄露内幕交易的人（Tipper）是否从得到内幕交易的人（Tippee）得到“个人利益”（Personal Benefit）。
也就是说，有没有直接或者间接的“个人利益”传递是判定有无内幕交易的关键。那么问题来了，“个人利益”的定义是啥？一定要是经济利益么？如果为了增进友谊，拉关系之类的无形的好处算不算？
在这个问题上，最高法院沉默了整整三十年。直到三十一年之后的2014年，一个重量级的内幕交易案终于抵达了大法官们的案头，这就是美利坚合众国诉纽曼（United States v. Newman）。
其实大家按照常理推想就可以知道，按着鲍威尔大法官的思路来证明有“个人利益输送”在实际中往往会有两个困难。第一是华尔街的小道消息链条往往特别长，泄露内幕信息的人和拿内幕信息获利的人处于链条的两端，往往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如果两个人连认识都不认识，何谈“个人利益输送”呢？第二是华尔街拥有内幕消息的人往往数以百计，很难保证没个大嘴巴和亲戚朋友炫耀自己知道些内幕消息，这些人为数众多，亲戚朋友以此获利之后往往也不会告诉泄露信息的人，更不要说分钱了，如果没有经济利益输送，这构成内幕交易么？
纽曼触及了第一个问题。
说起来，纽曼一案是典型的华尔街信息链击鼓传花，案子涉及高科技公司德尔（Dell）和英伟达（NVIDA）的股票，事情大概是这样的：
德尔投资者关系部门的罗伯特·雷（Rob Ray）把一个非公开信息告诉了Neuberger Berman的分析员桑迪·戈雅（Sandy Goyal），桑迪转身告诉了对冲基金Diamondback的分析员杰西·托尔托拉（Jesse Tortora），杰西则告诉了他的老板纽曼。
英伟达的情况也类似，英伟达财务部门的崔克里斯（Chris Choi）把公司内幕消息告诉了同一个教堂的教友林亨（Hyung Lim），亨告诉了基金公司Whittier Trust的郭丹尼（Danny Kuo），丹尼则干脆在一个股票分析员的群里广而告之，杰西在这个群里得知了内幕消息就立刻告诉他的老板纽曼。
也就是说，纽曼在这里得到了第三手或者第四手的信息，他甚至不认识最初泄露内部信息的人，这也算是“内幕交易”么？
权势极大的纽约南区的美国联邦检察官普利特·巴拉拉（Preet Bharara）说，算！这几年，巴拉拉联邦检察官是华尔街上闻之变色的人物，纽曼撞到他枪口下算是倒霉，不但被起诉，而且被联邦地区法院定罪。